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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创业投资》2017第4、5期

发布人:互联网            发布时间:2017-5-19

 

 

 

 

 

 

 

 

 

创业投资

资方观点两极化 共享充电宝刚需下的盈利悬念…………………………………1

德国“双创”的中国机会…………………………………………………………4

 

财经

 

四板监管框架初定 两大问题待解…………………………………………………8

次新股业绩波动引争议 IPO“严审”趋势未变…………………………………10

 

产业热点

 

国产机器人低端过剩:90%关键零部件靠进口………………………………12

数字经济开启经济增长“大时代”………………………………………………15

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全球领先机会……………………………………………17

 

 

企业汇·政策解读

 

给天使投资插上减税的“翅膀”……………………………………………………18

Pre-IPO私募进退调查: 机构地毯式揽项目 先期“蛰伏者”欲更早退出……20

资本“玩家”遭重拳 强监管成A股主线…………………………………………23

 

 

 

创业投资

 

资方观点两极化 共享充电宝刚需下的盈利悬念

 

    40天时间,12亿元人民币进入共享充电宝行业,而目前该行业仍面临真伪需求不明、竞争壁垒太低、盈利模式未知、技术变革后易被颠覆等方面的质疑。

    备受争议的共享充电宝行业,近期正因一线投资机构和互联网巨头的眷顾而加速成长。

    公开资料显示,今年3月31日以来,共享充电宝行业宣布获得融资的企业已有Hi电、来电、街电、小电等。40天时间内有十多笔融资被披露,融资金额约12亿元人民币。

    参与投资的机构中,不乏IDG资本、高瓴资本、鼎晖投资等一线基金。此外,多家互联网巨头也已入局。腾讯成为小电的战略投资方,来电和蚂蚁金服达成战略合作,推出信用免押金服务。聚美优品宣布以3亿元人民币现金投资街电,并由陈欧出任董事长。新美大近期也曝出已成立事业部,布局共享充电宝领域。

    但共享充电宝这一新兴行业,目前仍面临真伪需求不明、竞争壁垒太低、盈利模式未知、技术变革后易被颠覆等方面的质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许多投资人在深入研究共享充电宝项目之后,仍保持观望态度。

    观望者和笃定者,对共享充电宝项目的判断逻辑有哪些不同?与共享单车相比,共享充电宝真正流行起来面临哪些方面阻碍?除了共享充电宝,共享篮球、共享雨伞等项目也层出不穷。适宜风险投资的共享标的,应满足哪些特征?

    确定的需求和不确定的未来

    启明创投曾深度调研过共享充电宝类的项目,但目前并没有下手。启明创投合伙人黄佩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共享充电宝的市场需求是有的,因为人们现在使用手机的时间在变长,手机游戏玩家和长期在外边待着的人都会有这种需求。对女生来说,自己带充电宝比较沉,携带不方便。对男生来说,很多出门不带包,充电宝也不好放。

    “但未来会不会达到人们出门就不带充电宝,全都用共享充电宝的状态,还需要培养一段时间的用户习惯。另一方面技术也在不断更新,快充技术、无线充电技术等实现以后,人们对充电宝的依赖是会降低的,所以其中仍存在不确定性。”她说。

    作为摩拜单车的投资人,她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共享充电宝和共享单车项目间的不同之处。当人们出地铁站看到单车时,就有了骑行的需求。但当人们吃饭时在餐桌看到共享充电宝,可能手机还有电,并不是需要用它的时候。

    “第二,共享充电宝的网络效应没有共享单车这种模式那么明显,形成网点越多价值越大的效果。可能大柜模式的异地借还还存在网络效应,餐桌模式的共享充电宝其实是没有网络效应的。第三,共享充电宝在投放上需要B端渠道资源的支持,共享单车投放除了要跟地方政府协调外,对B端渠道依赖度并不高。”她说。

    “投资人投共享充电宝的项目,在逻辑上是成立的。”戈壁创投管理合伙人徐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说,第一,共享充电宝行业不存在规模化的障碍,只要有钱就能规模化。第二,用户习惯是不用培养的,很多人都有用充电宝的习惯。第三,对于多数人来说,共享经济的概念也是接受的。

    但徐晨认为,如果过三四年来看,充电宝能存在多久,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说如果无线充电技术真的被普及了,充电宝存在的价值就没那么大了。“还有一点就是,如何考核项目本身是最让我觉得困惑的。这类项目核心竞争力的壁垒很难被量化,没办法判断项目的好坏。”他说。

    “我们看过一些数据,觉得共享充电宝的使用场景是相当频繁的,人对电的需求越来越多,还是非常喜欢这类产品的。现在很多一线基金投进来,我觉得这也能说明很多问题。”金沙江创投董事总经理朱啸虎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朱啸虎此前曾投资了滴滴、ofo等知名共享经济领域项目,他称自己经常出门不带充电宝,“带充电宝还需要拿着包,很麻烦”。此前,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起一段经历:有一次从上海坐高铁到杭州,玩王者荣耀时iPad快没电了,这让他很快意识到充电本身是高频刚需。再加上场景多样化,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谁适合做共享充电宝

    朱啸虎是“小电”的投资人,最近一个多月时间里,“小电”已经完成三轮融资。3月31日,小电科技宣布获得由金沙江创投和王刚领投,德同资本等跟投的数千万元天使轮融资。

    4月10日,小电科技宣布获得近亿元人民币A轮融资,由腾讯、元璟资本领投,鼎晖、金沙江创投等跟投。5月初,小电完成3.5亿元人民币B轮融资,由红杉中国和高榕资本领投,腾讯加持,鼎晖投资、元璟资本和昆仲资本等联合投资。

    “互联网创业从本质上来说,没有公司的壁垒是非常高的,主要看团队产品、运营、服务方面的优势。小电团队之前做‘空格’的时候我们就在保持联系,他们更早是在阿里巴巴做淘点点的业务,所做的事情有一定的一致性。所以我们看好他们,觉得他们很适合做这件事。”他说。

    至于很多人顾虑的技术进步风险,朱啸虎认为,短期内无线充电技术实现的可能性很小,其中有很多的限制条件,所以技术进步并不是风险。

    “小电”代表的只是共享充电宝的一种模式,即桌面固定共享。它把充电宝一般配置在KTV、餐厅等的桌面上,用户不需要交押金,坐下即可进行付费充电。

    共享充电宝还有大柜和小柜两种移动共享模式,大柜模式以“来电”为代表,适用于火车站、大型会展、机场等人流密集场地。用户交押金后,可以在A点租用充电宝,B点归还。小柜模式以“街电”为代表,适用于餐厅、KTV、酒吧等场地,用户在同一地点租用和归还充电宝。

    黄佩华认为,新美大的入局,或将搅动这三种模式的生存格局。新美大是餐馆等娱乐场景资源最丰富的一方,它如果自己做共享充电宝业务,小柜和桌面模式创业公司如何与之竞争是很重要的问题。毕竟一家餐厅,也不会引入太多的共享充电宝品牌。大柜模式跟小柜、桌面模式没有直接竞争,更像是自动售卖机的方式。但需要具有B端的渠道资源,才能进入商场、火车站等。

    “新美大入局共享充电宝,是在已有商户流量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业务叠加。其实支付宝很早就在通过芝麻信用,做充电宝、雨伞的租赁业务,这也是在增加和用户发生联系的维度。对于有资源的公司来说,做共享充电宝的项目是进一步扩大业务边界的好方式。”徐晨说。

他认为,如果初创企业纯粹靠买充电宝来做共享充电宝,将不得不进行大量重复建设的工作。而对于有资源的充电宝厂商来说,做共享充电宝业务还比较合理。

    “因为现在市场上的充电宝已经基本满足了用户的普遍需求,厂商面临销售获客瓶颈。但如果做共享充电宝,又打开了充电宝的市场容量。而且它本身单体的成本足够低,对厂商来说经济压力不那么大。另外,这对充电宝厂商的品牌效应也是有加分的。”徐晨说。

    什么值得共享

    从共享汽车、共享办公,到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篮球,共享经济的概念越来越宽泛,它与租赁间的界限也越来越不明晰。

    徐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共享应该分两个层面来理解,一种是纯粹意义上个人物品、资产的P2P共享。平台只是信息交换者和规则制定者,它以撮合交易对接为主,也可以去做一些增值服务,比如Uber。另一种是租赁模式的共享,企业购置大量资产,以B2C的模式共享给消费者。其中的典型代表包括神州专车,它以自有车辆和自有司机为主,将资源打包为用户提供服务。

    “租赁模式的共享经济在美国没有火起来的原因在于,租赁在美国已经是很成熟的行业,很多东西都可以租。新公司想要介入这项业务,很难撬动行业中的原有巨头。而且几乎所有生产型的公司都有租赁业务,用户可以自由选择买或者租。”徐晨说。

    而中国的租赁市场还没发展的很完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使用的东西不一定要拥有,所以需求是普遍存在的。而且很多租赁公司把价格压得很低,这也刺激了用户需求。

    但什么样的共享租赁,是风险投资所青睐的,又是另外一回事,很多投资人对此都有着自己的思考。

    熊猫资本领投了摩拜单车的B轮,熊猫资本合伙人毛圣博此前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并不是所有东西都适合共享。他认为,共享的第一要素是持有成本高而交易成本低。虽然自行车也就几百块钱,成本看似不是很高,但停放自行车、防止自行车被偷花费的隐形成本很高。充电宝几乎人人都有,持有成本并不高,它的使用场景比较小众。

    也有投资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称,联合办公、租车租房的单价足够高,但共享单车、充电宝的单价都很低。如果用户使用服务的客单价都不到一块钱,这上面又能叠加多少增值服务呢。指望低消费档次的用户产生高收益,可行性并不高。

    朱啸虎仍觉得共享充电宝是有前景的,他表示,用户每次充电要付费,这本身的商业模式就很清晰,生意不小。而且共享充电宝的用户触达时间比较长,还是很有想象空间的。“具体的想象空间如何以后再说,毕竟行业才刚刚开始。”

他还表示,适合风险投资的共享标的必须市场足够大,最好不要特别依赖于某个特殊的场景。比如共享雨伞这种非常依赖地铁出口的单一特殊场景,问题可能就比较多一些。

德国“双创”的中国机会

    2017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峰会)期间,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随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组织的中国记者团赴柏林、汉堡、慕尼黑,探访当地的初创企业、创业孵化机构、风险投资机构以及经济促进部门,了解不同城市的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在鼓励和支持创业创新方面的举措,探寻创业公司和风险投资机构在探路中国市场方面的具体路径。当次行程中,记者还访谈了通过绿地投资和投资并购等方式在德国运营的中国企业。

    当地时间5月2日,2017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B20峰会)在德国柏林开幕。与会人士就全球化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应对金融风险、数字化革命等给全球经济稳定带来的考验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我们正处在第一波数字化的浪潮之上,而第二波已在来临。”埃森哲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南佩德(Pierre Nanterme)指出,第二波数字化浪潮表现为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

    在德国,“数字化”涵盖了多个科技领域的重要技术类别:工业4.0、智能服务、智能数据项目、云计算、数据联网、数字科学、数据建设、数字化生活环境等。

    除了大型企业在数字化技术等创新领域方面的探索,德国的创业生态在过去几年中也呈现出持续、积极的态势,并仍在不断的成长当中。

    Unternehmertum Venture Capital董事总经理Johannes von Borries告诉21按纪经济报道记者:“20年前,德国最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普遍选择进入宝马、奥迪、麦肯锡等大型企业工作,现在的优秀毕业生中,则有2-3成会选择创业。”

    以德国首都柏林为例,这里不仅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德国初创企业的中心。这个城市中目前有大约13200人在初创企业就业——这一数字是三年前的两倍。

    柏林拥有多元文化氛围,创业者并不受限于德语语言的沟通。从数据上看,柏林初创企业的员工来自世界各地,非德国籍的占比约为42%。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调研显示,2016年从事创新性研发性的初创企业比前一年增长6%。尤为积极的是创新性企业将在未来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

    “让年轻的创新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更为成功,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加强德国作为投资地的吸引力、竞争力以及保障高品质和长期的工作岗位。”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GTAI)总经理BennoBunse说。

    德国创业环境

    位于柏林北部的一个AEG旧厂区,如今已经改造成了聚集着多家大学科研机构和大量初创企业的创新园区。从这里,能够看到柏林地区产业结构转型的缩影。

    柏林伙伴组织副新闻发言人ChristinBerges以柏林为例介绍说,“柏林地区有大量数字化技术生产、开发相关的初创企业。一些大型企业陆续把数字化生产相关的业务部门落户柏林,比如汉莎、思科。”

    据了解,柏林当地的高等院校组织了支持数字化的联盟、为创业企业提供科研方面的支持;包括弗劳恩霍夫协会在内的研究机构也为初创企业提供学术支持。

    “这些机构的研究课题包括工业4.0、卫生健康、移动互联网等,新兴课题包括金融科技、物联网等。” ChristinBerges介绍。

    宝马公司大股东苏珊娜·克拉腾(Susanne Klatten)创办的欧洲创新和创业中心UnternehmerTUM通过教育培训、创业孵化、企业加速、项目咨询等业务支持初创企业成长,该公司同时通过风险投资业务UnternehmertumVC,面向德国境内的早期科技类企业进行投资。

    Johannes von Borries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德国VC通过IPO实现退出的比例不足5%。但从并购退出的角度看,“西门子、宝马等大型企业都有专门的部门和团队来收购初创企业的技术。”

在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考察的几乎每个创业孵化加速器、联合办公空间中,都列有和德国主要大型企业之间的合作情况。

    The Place Berlin是柏林一家联合办公企业,三年前租下一个艺术画廊,为初创企业提供办公空间,同时也联合Startupbootcamp项目,为初创企业提供创业加速服务。

    这家联合办公企业每年举办大约350场活动,其中包括大量大型工业企业在这里举办的和创业、创新有关的交流活动,他们在这里与初创企业的团队见面,听创业者聊新的想法、谈设计思维。

    The Place联合创始人Tobias Wittich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活动最初主要是大型企业的投资部门人员参与,如今包括工程部、市场部的人员都常到这里交流。

    “大企业愿意和初创企业合作,是因为可以通过这种合作获得未来的技术。合作有很多种,他们可能是彼此的客户、可以是销售伙伴,也可能将创业公司收购。” Johannes von Borries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德国大型企业有丰富的与初创公司合作的经验,除了纯粹的财务投资,大型企业作为合作伙伴和初创企业一同开拓市场也非常有吸引力。

    政府对创新创业的支持上,汉堡投资促进局国际部主任Stefan Martz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政府部门鼓励研究人员将技术研发与行业应用结合,以鼓励高校既拥有科研能力,又能够和产业企业展开合作。

    创业公司探路中国市场

    4月27日在中国上海举办的“上海-柏林创新企业交流会”上,上海市外国投资促进中心主任孙新华与柏林经济与技术发展局首席执行官史蒂芬·弗兰兹克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加强在初创企业孵化、项目落地服务以及促进上海和柏林双向投资等领域的合作。

    目前,柏林已经与特拉维夫、纽约、上海、巴黎达成类似的城市合作。此后,还将与伦敦、洛杉矶等城市展开合作。合作城市的选择主要从城市发展活力和本国初创企业对目标城市的偏好程度等维度进行。

    这类交流的目的是帮助企业了解目的地国家的市场,和当地的初创公司交流。合作方会共同为有意向进行海外拓展的初创企业提供为期六周的免费办公室使用权。

    “我们的目标是让企业在国外市场有收获,他们未来取得的成就是衡量我们工作的标准。” 柏林伙伴组织数码经济负责人Christian Herzog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这次交流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是很成功的。”出境游消费向导平台Edaole(“一道乐”)的总经理Marc Erfkamp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11家来华参与交流活动的初创企业代表中,有多个团队延长了在华的停留时间,以便与中国的潜在合作伙伴能够更多的交流。

    pi4是德国一家机器人技术企业,核心技术是机器人和机器视觉。其中,太阳能光伏是公司产品的四大应用领域之一。

    这家公司从2014年开始正式进入中国市场,目前太阳能光伏业务板块90%的客户来自中国,在华业务拓展主要通过中国国内的一家合作企业进行。“我们最重要的客户就是在中国。如果能保持现在的发展速度,我们将考虑到中国设立分公司。”pi4太阳能事业部负责人Thomas Manke说。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我们投资的初创企业对此都非常感兴趣。如果没有一家中国本土的合作伙伴,(靠自己的团队拓展业务)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德国创业公司的普遍选择是成长到一定体量之后,再通过与中国伙伴的合作进入到中国市场。” Johannes von Borries说。

    中国企业如何借力“德国创新”

    德国各地政府部门通过参与设立服务机构的方式,对当地的企业环境进行支持。如,柏林伙伴组织致力于帮助国内外企业落户柏林及周边地区;汉堡经济促进局为有意在当地落户的企业提供广泛的免费服务套餐。前述机构均在中国设有联络处,为有意到当地发展的企业提供支持。

    巴伐利亚经济与媒体、能源与技术部国际与工业司副司长 Markus Eder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支持创新创业能够帮助巴伐利亚的经济实现更大的活力,我们希望在这方面与中国进行更多的合作,帮助这些初创企业实现国际合作。”

    过去的几年中,有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通过设立产业园的方式参与到德国地区的创业创新。

    2013年7月,“淄博瀚海慕尼黑科技园”在德国慕尼黑正式开园,这是中国首家高新区和企业联合到德国慕尼黑建立的高科技园区。此前,瀚海智业集团与淄博高新区曾联合在美国设立“淄博瀚海硅谷生命科学园。”

    淄博瀚海慕尼黑科技园希望以“国外孵化器+国内加速器”的模式促进中德先进制造产业间的合作。“我们可以通过和德国高校、研究机构合作,获得更多原创型的技术创新。这里的大学教授也很愿意与我们合作。”德国淄博瀚海慕尼黑科技园管委会主任刘秀飞告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投资并购也是中国企业获得德国创新技术和品牌的一种重要方式。根据早前媒体报道,德国联邦并购协会总经理马德库里格在2016年10月披露了一组统计数据:“德国企业已经成为中国企业非常喜欢的并购市场,现在已经约有200家企业被中国企业并购。与此同时,也有相当多德国企业并购中国企业,到2016年德企也并购了中国164个企业。”

    大部分中资企业在并购后通过积极整合,实现了业务的不断发展,并获得了德方管理层及员工的认可。但整合过程中企业所面临的人员、财务、文化以及管理理念等方面的问题,同样值得高度关注。

“每个企业有每个企业的故事,有的是喜剧、有的是悲剧。中国企业来德国发展也面临着包括语言、文化、管理理念等方面的诸多挑战。”中国驻慕尼黑总领事馆经商室参赞裴永贵举例说,中国企业到德国投资需充分了解并适应当地的税法、劳动法,同时,两国的企业管理理念有所不同,企业也需对这种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资料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财经

 

四板监管框架初定 两大问题待解

    跨区经营,交易所合并等问题仍需监管层进一步出台细则予以理顺。

    区域性股权市场,也就是俗称的四板市场终于迎来了真正具有指导意义的框架性监管文件。5月5日,证监会正式发布了《区域股权市场监督管理试行办法》(下称“《办法》”),相关政策将在2017年7月1日正式施行。

    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该文件并不能解决四板市场目前面临的所有问题,仍有跨区经营、交易所合并等问题需监管层进一步出台细则予以理顺。

    两大问题待解

    2017年,监管层理顺四板市场的决心在政策推进层面便可见一斑。

    先是春节前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通知》(下称“《通知》”)。

    如果说《通知》解决的是四板市场顶层设计问题,那么《办法》则是未来四板市场的监管经脉。

    但目前四板市场仍有关键问题尚未解决,而这些核心问题将进一步影响四板市场逐步走向正轨的进度。

    首先是跨区经营的问题。《通知》中,监管层的一项核心理念即是限定四板市场为区域市场。基于这一理念,监管层明确区域性股权市场是主要服务于所在省级行政区域内中小微企业的市场。

   但因为一些四板运营机构发展迅猛,在文件出台前已有部分交易所形成了超出区域范围的影响力。以天津股权交易所为例,其目前近1000家的企业当中,有超过半数的企业来自天津之外的区域。

    证监会表示,《通知》发布前异地企业私募证券或股权已经在区域性股权市场进行挂牌转让的,要限期清理。相对应的,区域性股权市场不得为异地企业私募证券发行或股权融资提供服务,也不得为异地企业私募证券或股权的转让提供服务。

    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到,部分交易所仍未开始清理异地挂牌的企业,没有开始清理的原因并不是交易所不执行,而是具体的细则仍未出台。

    “证监会说限期清理,但我们也需要细则去执行。目前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没有明确说法,证监会在这次文件中也没有规定具体该怎么执行。外地企业来我们这里挂牌也是有成本的,我们希望可以有依据来进行清理工作。”5月8日,华北地区一家区域股权交易中心的高层对记者表示。

    除了异地挂牌外,区域内交易所唯一性的问题也处在类似的境地中。

    根据几次文件的核心内容,监管层明确了区域内的四板交易所由省级人民政府实施管理并公告,同时向证监会备案。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区域内已设立运营机构的,不再设立;尚未设立的,可设立一家;已设立两家(含)以上的,省级人民政府要积极稳妥推动整合为一家。

    事实上,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区域性股权交易所发展迅猛,甚至有区一级别的地方政府设立股权交易所。但整合区域内交易所面临的阻力,并不比清理异地挂牌来得轻松。

    “由于业务有竞争,区域内的经营机构通常相互之间并不友好,尽管监管层要求合并,但地方政府不提出合并办法或者协调合并,这个事情就推进不下去。”5月8日,华中地区一家区域股权交易所的负责人表示。

    不难看出,上述两项问题对于四板市场的发展来说如鲠在喉,而5月5日证监会发布的《办法》也未有进一步说明,如今只能寄希望于地方尽早出台相关细则,对历史遗留问题进行妥善化解。

    尝试“可股可债”

    尽管旧有问题仍有部分遗留,但在此次四板市场从上到下理顺的过程中,监管层也尝试了一些新的思路

    根据《通知》的定义,此次四板市场除了被定义区域市场外,还有一项重要的认定,便是私募股权市场。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了解,大多数区域股权交易场所的企业以展示为主,股权交易功能缺失。以北京股权交易中心为例,此前记者获取的数据显示,超过八成以上的企业为展示企业,并不参与交易。

    因此,私募股权市场中债权或者类债权的产品反而成为了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之一,其中以私募债和股权质押较为活跃。

    根据记者从天津股权交易所获得的数据,截至2016年12月31日,天交所市场共为挂牌企业实现融资超300亿元,达302.02亿元。其中,直接融资91.76亿元(其中:挂牌前私募42.76亿元,后续增发49.00亿元);股权质押等间接融资210.26亿元。可以看出,债权或类债权的间接融资占据较大比例。

    但相关文件规定,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或转让证券的,限于股票、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程序认可的其他证券,不得违规发行或转让私募债券。

    这也就是说,区域股权交易所作为私募股权市场不能发行私募债。但值得注意的是,可转债却进入了各交易所可操作的品种当中。可转债顾名思义,是可以转化为四板挂牌公司股票的公司债。这其中可股可债的性质非常明显。

    无独有偶,5.1假期之前,证监会发布了《中国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创业公司债券试点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

    在双创债试点中,将允许试点公司设置转股条款。而设置转股条款,一方面使投资者可以在债券固定收益的基础上享受企业成长带来的溢价;另一方面也为发行人提供股债夹层的融资工具,满足多样化的融资需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实际上,区域股权市场和双创债覆盖的企业有很高的重合度,因此监管层推进可股可债在中低资本市场层次的意图是连续的。”5月8日,中金公司一位投行部人士告诉记者。

    “在实践中,因业绩、估值等因素的不确定性,无论是四板、三板的挂牌公司,还是创业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经常与投资机构达成‘明股实债’的投资协议。通过可转债可有效满足创业企业与投资机构的投融资需求,同时也为企业替代对赌条款提供了一个工具。” 5月8日,观智投资投资总监姜玉蕴表示。

 

次新股业绩波动引争议 IPO“严审”趋势未变

 

    随着上市公司一季报披露完毕,部分“新面孔”提交的“成绩单”并不如意。

    据wind统计,2017年一季报中共有34家次新股(指2016年至今完成上市且发布一季报的公司,下同)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出现亏损,在次新股中占比8%,其所属行业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有业内人士指出,上述公司业绩亏损主要是因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有行业季节性特征,一季度属于淡季。

    而对于次新股业绩变脸与IPO审核提速有关的质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认为,IPO审核标准并未降低,而对于容易受季节性因素影响的企业,在审核时也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8%次新股亏损

    自IPO发行加速后,愈来愈多新股上市,这一轮次新股的业绩质量引发市场关注。部分企业在今年财报中的“首轮表现”并不理想。

根据wind统计,2016年至今完成上市且发布一季报的新股共有409家,其中“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亏损的有34家公司,占比8.31%,创业板、中小板、主板各有18家、6家、10家。此外,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滑超过50%的共有28家公司,占比6.85%。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发现,上述业绩出现亏损或下滑超过50%以上的公司,其所在行业多为“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该行业一季度通常为淡季,营业收入与净利润规模在四个季度中占比最小,存在明显的季节性特征。” 5月8日,一名接近监管层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通过wind对该行业的2015-2016年情况统计发现,一季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确实在全年中贡献比例较小,分别仅为8.46%、8.43%。

    5月8日,华南一名投行人士也向记者解释称,“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一季报出现业绩亏损属于正常现象。“很多企业的商业模式具有季节性特征,如果只根据一季报业绩来判断公司好坏有失公允。”

    在上述投行人士看来,随着愈来愈多具有高科技、高成长特点的企业登陆“中小创”,先进技术有利于业绩持续释放。

    根据权威数据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小创”板块的新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保持增长势头,同比增幅达到19.65%、14.45%。比如凯莱英(002821.SZ)2017年第一季度业绩继续快速增长,实现净利润0.49亿元,同比增长49.5%。

    而在2016年年报中,“中小创”的次新股业绩已跑赢市场,实现双增长,营业收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13.17%、14.18%,高于全市场的同比增长幅度(营业收入增长8.54%、净利润增长7.23%)。

    前述接近监管层人士谈道,“根据中小板新公司对2017年半年度净利润的预计情况,新公司业绩继续保持增长态势,预计平均净利润在6000万元至7500万元之间,其中12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增速超过30%。”

    “严审核”不变

    目前市场上有投资者担心,IPO加速是否容易出现放松盈利门槛或是审核把控不够,导致资质较差公司上市的情况。

    对此,多名业内人士表示并非如此,IPO审核并未降低。

    事实上,不同年份IPO上市的公司,其上市当年业绩增长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公司整体质量高低。

    记者获悉的权威统计数据显示,以近三年的创业板数据为例,2014年新上市的公司当年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增长17.07%、9.79%;2015年这组数据分别为11.58%、11.26%;2016年则为13.36%、11.73%。

华北一名投行人士5月8日称,一季报业绩亏损与IPO扩容没有必然联系。“目前投行内部对项目严格自查,同时还要面临证监会的现场检查,另外从初审到发审会还要面临各个环节的审核,若想业绩造假,成本太高了。现在IPO的整体监管态度就是,加速发行,但也要抓质量,避免带病上市。”

    根据wind统计,今年一季度的IPO否决率为10.17%,较2016年有显著提升。2016年第一、二、三、四季度IPO否决率分别为1.56%、11.76%、6%、7.48%。

    一季度IPO被否项目中,超过一半与“业绩真实性”、“业绩波动或下滑”有关。对于容易可能业绩波动的项目,监管层上周表示,会充分结合宏观经济周期、行业周期及季节性波动等多个因素充分考虑,而对于符合规律及相应法律法规条件的,将核准上市。

    “监管层一手抓IPO发行速度,一手抓审核标准,我觉得这是好事。IPO扩容能够提供更多高成长性股票的选择,有助于投资者挖掘真正价值股。我认为投资者应该改变原有的炒作思路,关注重点应该回归在上市公司的成长性上,比如所处行业是否具有前景,公司是否具有核心技术。” 5月8日,华南一名私募基金投资人表示。

                            资料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产业热点

国产机器人低端过剩:90%关键零部件靠进口

    美国国际数据公司近日发布报告显示,中国仍将是世界最大和发展最快的机器人技术市场,在机器人技术方面的支出将占全球支出的30%以上。预计中国在2020年的机器人技术支出将达到594亿美元,比2016年的246亿美元的估算支出增加一倍以上。这一数额将占整个亚太地区在2020年达到的1330亿美元机器人技术支出的一半左右。

  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推进,“机器换人”成为大势所趋,这也使得中国机器人连续四年蝉联销售量世界第一。各地纷纷把机器人产业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据统计,国内重点发展机器人产业的省份达到28个,机器人产业园区达到40多个,机器人企业超过500家。而与这“火热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中国庞大的机器人消费市场中,本土品牌机器人仅占4%,国产机器人大量关键零部件依靠进口。

  市场驱动国产机器人产业兴起

  在新旧动能转换之际,机器人产业成为新亮点之一。工信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已经达到7.24万台,同比增长了34.3%,产业规模日益扩大。

  目前,人机协作机器人等高技术含量机器人已推向市场,骨科手术机器人在三甲医院已实现了批量应用,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一些机器人的专有技术已达国际先进水平,服务机器人在医疗手术、康复、餐饮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应用。

  一边是“机器换人”计划如火如荼,不少地方政府争相补贴企业上机器人;一边是大大小小的机器人产业园开始冒起,“机器人概念股”成为股市新宠。

  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已建成和计划建设的机器人产业园或产业基地多达数十个,相关产业链上的企业总数从2014年初的200余家到如今已上千家,而在A股上市公司中,所谓“机器人概念股”则超过50家。

  低端机器人产能“超编”

  业内将整个机器人产业链分成上中下三个层次:上游是核心零部件,主要是减速机和控制系统,这相当于机器人的“大脑”;中游是机器人本体,即机器人的“身体”;下游则是系统集成商,依赖上游和中游的核心设备做集成品。

  “不仅是珠三角地区,国内90%的机器人企业都处在下游这个环节。”这是业内人士对行业现状的趋同认识。

  在东莞市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如今已聚集了30多家机器人相关企业。东莞市机器人产业协会会长蒋仕龙说,东莞市从事与机器人产业相关的企业已有200多家,其中有知识产权的不到1/3。“虽然数量可观,但在行业内有影响力的企业几乎没有,行业发展散乱。”产业链呈现出“下游庞大,中游分散,上游缺失”的特点。

  由于缺乏核心技术,“扎堆”产业链下游的机器人企业绝大多数仍是中小企业,与ABB、发那科、库卡等国际产业巨头差距甚远,完全不在一个量级。相应的,这些企业生产的机器人应用和智能水平也较低。何敏佳介绍说,德日企业的机器人普遍以6轴或以上高端工业机器人为主,垄断了汽车制造等机器人应用的高端行业领域,而目前珠三角乃至全国的企业生产的还多是以搬运为主的中低端机器人。

  研发生产控制器的深圳固高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宏认为,目前国内机器人企业的产品从类型看主要是以直角坐标机器人为主,处在产业中低端,创新以及生产应用水平与国际先进企业差距太大。

  90%关键零部件靠进口

  走进珠三角实施了“机器换人”计划的工厂车间会发现,能够进行智能自动化作业的工业机器人、机器手多是瑞士ABB、德国库卡、日本安川电机和发那科的产品。据广东省智能机器人研究院介绍,以这4家为代表的外国企业占据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的份额超过70%。

  发展工业机器人必须突破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技术这一关键难题。之所以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被国际巨头占据,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减速器、伺服电机、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受制于人”,大多依靠进口,从而使得国产品牌机器人成本相比国外品牌机器人并无多大优势。

  东莞松山湖国际机器人产业基地总经理石金博说,目前东莞能够进行工业机器人关键部件研发生产的企业只有零星几家,多数企业90%关键零部件和中高端数控系统均依靠进口。比如,大量进口德国西门子、日本发那科和三菱的高性能数控系统,中低端的则从我国台湾地区进口。

  此外,很多通用型精密零部件,如导轨、减速机、伺服电机等也必须依赖进口。目前,在控制器、伺服电机和驱动领域,已出现一批有一定技术水平的本土企业,但与国外产品相比仍存在体积大、输出功率小等技术差距,而在精密减速器方面则鲜有代表企业。

  更让人担心的是,弱、小、散企业丛生,会不会让新兴的机器人产业在高歌猛进中快速跌入低端产能过剩的魔咒?“若仅凭同质化低端扩张,而不追求高端突破,国产机器人产业和应用的未来都可能遭遇困境。结果,只能是‘别人吃肉’,我们‘喝汤’。”中国机器人产业联盟理事长曲道奎说。

  抢“风口”更要攻“关口”

  机器人被认为是“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自然为各国所青睐。美国提出“制造业回归”,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欧盟提出“新工业革命”,大力推进机器人、数字技术等新兴产业;日本、韩国也将机器人列为未来战略新兴技术。

  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司长李东提醒,发展机器人产业,不是要追“风口”,而是要攻“关口”,选准产业的瓶颈进行突破。尽管机器人产业很热,但地方在发展时一定要保持冷静的头脑。

  如何遏制低水平重复建设的苗头,推进机器人产业迈向中高端?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整合产业的创新资源,推动建立机器人创新中心,重点支持关键零部件质量及可靠性能的提升,同时开展机器人试点示范、推广应用和人才培育。而防止无序扩张、规范行业发展,则将从加强规划引领、提高准入门槛、制定行业标准等方面着手。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不少地方政府对实施机器换人和智能装备升级都给予财政资金补贴。虽然有利于降低企业升级的高成本,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步伐,但机器人行业企业认为,有限的财政资源应投向基础性领域,建议政府推动有实力的企业和科研院所一起,选择若干核心技术进行协同攻关,支持国产机器人企业在国内外进行商标注册、专利申报,以及参与制定行业和产品标准,提高在机器人行业的话语权。

数字经济开启经济增长“大时代”

 近日,2017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在杭州举行,马化腾、杨元庆、宗庆后、周其仁等业界大咖齐聚“论道”,共话数字经济的现在和未来。

  数字经济是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发展而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在日益成为社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那么,数字经济将如何赋能新兴产业?将如何“唤醒”传统产业?又将如何服务各类民生事业?

  数字经济的前景有多大

  与会专家认为,数字经济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宏观经济规模上,也渗透到了企业生产和群众生活的每个环节。

  此前,G20杭州峰会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指出,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腾讯研究院院长司晓说。

  据介绍,数字经济的主体产业主要包括:一是资源型数字经济,主要包括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分析挖掘、数据交换交易等领域,大致对应大数据核心业态;二是技术型数字经济,主要包括智能终端产品、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网络通信服务、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领域。

  本次峰会上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2017)》显示,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整体呈现高速增长的态势,总指数相较2015年增长161.95点,到达261.95点,同比上升61.95%,2016年我国数字经济总体量大约为22.77万亿元,占GDP总量的30.61%。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就业率提升。数字经济指数报告显示,“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每增长一点,新增城镇就业人数将上升1.73万人。由此估算,数字经济在2016年带来了280.17万新增就业人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认为,数字经济不仅代表未来的潮流,更意味着人们应该利用各种力量发展数字经济,用数字经济解决问题,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

  数字经济如何激活实体经济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本钱”。互联网与制造业的融合不仅带来技术创新方面的正向整合,而且可能导致商业模式的重塑或重构,在制造业掀起数字化革命。

  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CEO马化腾说,“数字经济”与“互联网+”概念一脉相承,又更进了一个层次。“互联网+”强调的是连接,“数字经济”强调的是连接之后,有产出、有效益。马化腾认为,未来新旧动能转换的主战场是制造业,城市数字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之一,就是进一步推进“互联网+”和制造业的融合。

  面对正在到来的智能互联时代,联想在未来将围绕AR显示和应用平台、对话式的人机交互模式及数据中心技术平台等打造技术优势。“人们选择一款产品,不仅仅看产品本身,更会看产品所连接的服务。没有内容和服务的话,设备就是苍白的,而这些内容和服务都来自大数据。”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说。

  比如,三一集团搭建了一个“工业互联网平台”,与云计算结合,把分布全球的30万台设备接入平台,实时采集近1万个运行参数,远程管理庞大设备群的运行状况,不仅实现了故障维修2小时内到现场、24小时内完成,并实现了精准的大数据分析、预测和运营等支持服务。

  周其仁说,用数字技术改造生产、管理和销售流程,降低成本,聚焦品质,同时降低中小企业吸收新技术的门槛,这将是中国制造的新希望。

  数字经济如何服务民生事业

  网上医院实现在线挂号缴费,移动支付化解出门忘带钱的尴尬,形形色色的O2O形态带来了便利……随着数字经济的强势崛起,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和经济增长点正在被发掘,创业企业、创业投资、创业平台呈爆炸式增长,创业群体迅速扩大。

  摩拜单车联合创始人兼CEO王晓峰说,从创立到现在不过短短一年时间,摩拜单车在重庆日均载客量已经超过了当地地铁载客量,在北京也已经超过了出租车载客量。“摩拜就是利用互联网、数字技术去整合价值链条中不同的参与方,让每一方都受益,然后创造出比传统产业更大更快的收益。”

  位于杭州的浙江水马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数字经济为基础的新材料水净化科技公司。该公司CEO李渊敏说,他们不仅想让大家喝上干净的水,同时净水器的取水口还有人体数据采集和收集功能,通过大数据可以实时监测健康情况,这就是数字经济带来的创业机会。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宗庆后说,娃哈哈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已经实现了生产效率提升和成本节省,而这些大数据跟其他行业、产业产生碰撞,还将产生更多的创业和创新领域。

 

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全球领先机会

 近日,第九届GMIC全球移动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本届大会以“天工开悟”为主题,取自“天工人其代之”及“开物成务”,强调创新思维的含义。

  互联网时代,创新精神不断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此次大会上专家学者围绕人工智能展开讨论,并表示人工智能技术(AI)如今已经成为一门技术科学,未来将期待有更成熟的AI技术来推动科技的发展。

  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威廉·霍金发表演讲,承认了AI的潜力。他鼓励将研究转移到如何最大化人工智能的社会效益上来,并提示合理规避风险。

  霍金在演讲时表示:“也许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暂停片刻,把研究重点从提升人工智能能力转移到最大化人工智能的社会效益上面。”

  霍金认为,人类无法预测可能取得什么成果,当这种智能是被人工智能工具放大过的。但是,正如根除疾病和贫穷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由于人工智能的巨大潜力,研究如何(从人工智能)获益并规避风险是非常重要的。

  目前,人工智能的研究与开发正以极快的速度迅速推进。百度公司总裁张亚勤表示,人工智能已经成为当今企业发展的中坚力量,大公司与小公司持有不同的发展战略,大公司有资源、数据、规模和技术能力,可以打相对大的仗;小公司更需要聚焦,选场景、选应用。

  “在PC互联网时代,中国是追随者;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有许多产品创新;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在产品与技术方面都可以有很多创新。”张亚勤说。

  源码资本投资合伙人、前金山软件CEO张宏江对该观点表示认同。张宏江表示,目前我们处在AI这样一个巨大的机会面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具有领先全球的机会。“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已经引领了世界潮流,抓住AI这个领域依旧能够引领潮流。”张宏江说。

  究其原因,一是数据本身,二是人才。“现在我们能够获取的数据是10年前、5年前不可想象的,而且大部分是通过互联网来获取,具有精准度,可跟踪,可以作为很好的燃料输入给人工智能。”张宏江说。同时,张宏江认为,在推动人工智能和其他新技术发展的过程中,人才是核心点,2014年中国在AI行业研究人员已经超过了美国,总体数量很大。

  随着AI领域的发展,从实验室研究到有经济价值的技术形成良性循环。哪怕很小的性能改进,都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进而鼓励更长期、更伟大的投入和研究。

  创新工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表示,AI将创造巨大财富,让人类第一次有机会脱离贫困,但同时也要关注那些拥有巨大AI力量和数据的公司如何使用数据。

  提到科学家与创业者的不同时,李开复表示,科学家追求的科研突破,创业者追求的是商业回报,科学家讲究严谨、速度、慢工出细活,而创业者要求快速迭代,二者有很大的差别。

李开复认为,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其中最核心的、最需要的一定是AI科学家,因为今天AI技术还没有进入主流,AI平台还没有产生,因此AI应用还不能井喷,只有少数手中掌握着如何把AI应用起来的科学家能够创业。“科学家很辛苦,我们应该以珍惜国宝的态度支持顶尖的科学家。”

                        资料来源《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导报》

 

企业汇·政策解读

给天使投资插上减税的“翅膀”

 高税率阻碍了天使投资机构和投资人再次将所得收益投入实体经济的热情。天使投资阶段的税收优惠是近年来业界呼吁的一个重要问题。

  近日,一条《关于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被投资人广为转发。

  “对于投资人来说这是个大利好,是比较实际的落地政策。”洪泰创新空间创始人王胜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终于发文,重大突破,激动。”参与这一政策制定的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薛薇则发朋友圈感慨。

  她所指的重大突破是什么,这一政策对于推动中国“双创”的发展又有何重要意义?

  天使“折翅”,税收优惠是呼声所在

  天使投资阶段的税收优惠是近年来业界呼吁的一个重要问题。

  对于初创企业,天使投资将成为他们起步的第一助动力。在宏观政策扶持引导下,在“双创”的热潮下,我国天使投资市场爆发出了巨大能量。相关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天使投资机构共募集124只天使投资基金,已披露的募集金额约203亿元人民币,超过2014年全年募资规模的209%。

  然而,高税率阻碍了天使投资机构和投资人再次将所得收益投入实体经济的热情。例如公司制天使基金存在双重征税的现象:在公司层面,按照2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在股东层面,股东需在分红时按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在去年6月26日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就曾表示,目前中国天使投资人较少的原因之一是税收较高。“天使投资人投了前面29个项目都赔了,等第30个项目挣钱了,要征20%的个人所得税,这个生意不合算。”他认为,现在税收应该按7年累计,过去7年赔了多少最好应该能够抵扣。

  中共中央国务院此前发布的《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都提出,完善创业投资税收政策。按照税收中性、税收公平原则和税制改革方向与要求,统筹研究鼓励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人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等科技型企业的税收支持政策,进一步完善创业投资企业投资抵扣税收优惠政策,研究开展天使投资人个人所得税政策试点工作。

  门槛降低,契合初始投资阶段的特点

    “其实此前国家有关于支持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但那个政策主要是针对投资于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创业投资企业的,我们调研发现,实际执行下来,它的覆盖面非常有限。”薛薇说。

  她所说的是2007年出台的《关于促进创业投资企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该文件规定,满足条件的创业投资企业,可按其对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该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可在以后纳税年度逐年延续抵扣。2013年后,该政策将优惠对象的范围扩大到合伙制创投企业的法人合伙人,并在中关村国家自主示范区率先试点,最终于2015年推向全国。

  薛薇分析之所以政策覆盖面有限,首先是因为被投资对象要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这对于初创企业来说并不容易。“据我们了解,每年大概只有几十家投资企业满足这个条件,而中关村的试点政策推向全国后,并没有一家享受过这个优惠。”她说,较高的政策门槛与早期创投的特点不匹配,因而也就没有起到相应作用。

  此次出台的《通知》规定,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满2年的,可以按照投资额的70%在股权持有满2年的当年抵扣该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有限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的,该合伙创投企业的法人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法人合伙人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所得;个人合伙人可以按照对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额的70%抵扣个人合伙人从合伙创投企业分得的经营所得。天使投资个人采取股权投资方式直接投资于初创科技型企业满2年的,可以按照投资额的70%抵扣转让该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取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当年不足抵扣的,投资者都可以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抵扣。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较大突破,一个是降低了政策门槛,我们调研时和不少创投企业聊过,这次的政策应该能覆盖到大部分天使投资机构。”薛薇说,另一个突破是将个人投资者也纳入政策范围,这符合严格意义上的天使投资人是自然人的国内外实践。

  精准定位,锁定天使投资行为

  事实上,很多发达国家均对天使投资领域税收优惠做了详细规定。以美国为例,该国自上而下都出台了各类优惠政策。在联邦政府层面,美国对“中小企业投资者”的长期投资规定了特别资本利得税的优惠,也就是对天使投资者投资创业企业的直接鼓励。对投资人持有5年以上资本利得50%减征、再投资税收抵免以及资本损失视为普通损失等优惠政策。此外,1/3的美国州政府出台了鼓励天使投资发展的税收减免政策,比联邦政府层面的税收激励更为普遍、更全面强势地刺激了美国天使投资的发展。

  “我们在这次制定过程中借鉴了一些国外的做法,其中最重要的还是思路,”薛薇说,“之前有关部门的想法是,首先要界定天使投资人的概念,但后来我们发现这个比较难,大部分国家其实界定的是天使投资这个行为,圈定投资对象,最终的文件也是践行了这样的理念。”

  《通知》规定,享受《通知》规定的税收试点政策的天使投资个人,应不属于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的发起人、雇员或其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下同),且与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不存在劳务派遣等关系;投资后2年内,本人及其亲属持有被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股权比例合计应低于50%。

  “这些规定都是为了将政策精准定位到天使投资这种行为。”薛薇说。

  在薛薇看来,如果政策能落到实处,将惠及绝大部分天使投资机构和投资人。但她也坦言,政策将率先在试点地区包括京津冀、上海、广东、安徽、四川、武汉、西安、沈阳8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域和苏州工业园区实施。考虑到税收征缴的便利性,目前的规定是,如果是个人天使投资者,要求被投资人所在地属于试点地区;对于机构而言,则要求投资机构所在地属于试点地区。“有一些投资机构为了享受地方支持政策,将注册地放在西藏等地,那他们就享受不到这个政策的优惠,目前这一块还有点混乱。”

  “这是一个开始,后续应该还会出台系列政策,会越来越深入。”王胜江则认为。

                                       资料来源《科技日报》

 

Pre-IPO私募进退调查: 机构地毯式揽项目 先期“蛰伏者”欲更早退出

    Pre-IPO热潮

    去年下半年以来,IPO发审的提速正在重塑一级市场的生态圈,各类机构、资金蜂拥而至,追逐上市之后形成的巨大溢价。但是,市场监管趋严,Pre-IPO项目的难度也在不断提升,仍需保持冷静和谨慎。

    “现在不乏有新三板公司在融资时画饼,说正在考虑研究IPO,但这要具体看其公司基本面是否支撑这一预期。”一位投资经理表示,“一些新三板企业容易在IPO时间表等概念上混淆,其实也是为了更方便和更高收益的进行融资。”

    IPO发审的提速,正在给Pre-IPO环节的股权投资生态带来改变。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获悉,不少原综合型私募机构正在将

Pre-IPO业务明确为主要的业务方向,而诸多私募机构看好该业务的主要原因,正是如今IPO发审提速的制度红利窗口。

    围绕Pre-IPO业务,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私募机构正在积极找寻投资标的,另一方面早期蛰伏于部分拟上市公司的PE则希望在该业务火热之下提前退出。

    部分业内人士指出,虽然当下拟IPO项目投资热情高烧不减,但随着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加,以及和IPO发审提速同时到来的监管实质性趋严,Pre-IPO项目投资的真实难度亦在不断提高,如今扎堆于一级市场的资金也应当保持冷静和谨慎。

    私募机构蜂拥

    提速半年多来的IPO发审,和业内期待的“即报即审”状态,仅剩不到80家公司的距离。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最新的IPO排队情况表获悉,目前处于“已受理”状态而未反馈的企业总数仅剩73家,较上周再度减少8家。其中上交所主板31家,创业板36家,而中小板只有6家。

发审提速红利窗口不断凸显的另一面,是一级市场资金对当下投资机会的蜂拥捕捉。

    “2013年IPO暂停后主要做并购、定增项目,但现在找优质的拟IPO项目是我们今年一个主要的转型方向。”北京一家中型私募机构负责人表示,“在环节上,我们更偏好后期一些的项目,但考虑IPO审核加快,所以也把退出的周期标准放得更宽,2-3年内能进入辅导期的都在考虑。”

    “对于Pre-IPO来说,现在也是需要地毯式的挖掘投资机会。”该负责人强调。

    其中,挂牌总数已经超过万家的新三板市场成为了不少私募机构的掘金场。“(我们)现在就在盯Pre-IPO潜力的新三板公司的定增,希望能够参与进去。”上海一家私募机构股权投资经理表示,“这其实是当前一级市场相对透明的机会,而且新三板公司经过了一定时间的结构治理,公司也比非挂牌公司更干净,节约尽调成本,降低投资风险。”

    面对这一状态下,亦有业内人士提示称,当心部分新三板公司对内包装成拟上市公司形象进行高价融资。

    “现在不乏有新三板公司在融资时画饼,说正在考虑研究IPO,但这要具体看其公司基本面是否支撑这一预期。”上述投资经理表示,“一些新三板企业容易在IPO时间表等概念上混淆,其实也是为了更方便和更高收益的进行融资。”

更多私募明确“股权”方向

    在更多私募机构转向热衷于挖掘拟IPO项目机会时,基金业协会也提出了私募机构明确业务类型、分业经营的监管要求,这让更多私募明确了“非上市股权投资”这一方向。

    “我们在日常沟通中,也对(当地)私募机构的意见进行了解,大部分私募机构都想抢抓股权投资的机会,而对于二级市场、信贷等其他类型业务,有需要的则另外去申请备案。”华东某省沿海城市金融办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股权投资也是地方上所鼓励的,这也是支持实体经济的一种体现。”

    在基金业协会执行分类备案的私募专营之前,不少私募机构同时开展证券投资与私募股权业务,而在明确“股权投资”方向后,则意味着私募机构需要对其他类型的业务予以“舍弃”。

    “从业务方向的明确能够看出目前资金对于IPO的热衷程度。”前述金融办人士表示。

    虽然行业生态异常火热,但事实上,优质Pre-IPO的“一项难求”仍然是客观现实。

    “做股权投资的人虽然越来越多,但其实这个行当的真实门槛越来越高,目前上市公司数量已经超过了3000家,新三板超过了10000家,但全国范围来看,实际上真正适合上市的企业数量是有天花板的,所以真正的好项目其实非常难找的。”上述私募机构负责人表示,“而且IPO提速、上市公司数量到一定阶段,并购又有可能成为新的机会。”

    早进者欲早退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获悉,由于当前单家公司的IPO融资规模存在一定的窗口限制,且再融资监管趋紧,亦有部分拟上市公司试图通过上市前融资,来扩大融资规模;这成为了当下Pre-IPO融资生态趋热的原因。

    “目前单家IPO许多也就是几亿元,所以Pre-IPO环节也是一些企业融资、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机会。”上海一家大型投行保代表示,“这个选择要看企业究竟更看重早上市,还是看重融资效果,对大多数企业来说,早上市更重要。”

    此外,另有部分私募机构试图对一些看中的拟IPO企业进行游说,希望参与融资;甚至部分已进入辅导期的企业也成为了“攻克”对象。

    “进入辅导期之后并非不能再进行Pre-IPO融资,但这对于上市的节奏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而且通常这种机构给的价格也不高,所以靠谱的并不多。”一家即将进入辅导期的拟上市公司董秘坦言,“公司也不希望这个环节发生过多的股份变动,这会给上市增加不确定性。”

    值得一提的是,Pre-IPO环节资金的日趋扎堆,亦让部分企业的上市前估值愈加水涨船高,这让部分早期就已入股的机构萌生了提前变现的退意,也增加了更多新进的私募机构的观望情绪。

    “我们目前想把手里的拟IPO股权转让一些出去,目前在销的一个对标13-14倍PE估值,比照目前发行的23倍还是有许多空间,按计划明年会报会。”北京一家私募机构渠道总监告诉记者,“因为进入得比较早,所以这个时候想在IPO前趁着高估值退出,缩短变现周期。”

    而在业内看来,该类Pre-IPO转让项目的风险仍然不小。

“首先是许多转让项目的价格已经不低了,许多公司是否能够顺利过会也要画上一个问号。”上述保代认为,“而且还有来自于政策面的风险,目前Pre-IPO火热是基于发审提速的大背景,但历史上并非没有IPO减速甚至窗口暂停的情况,一旦IPO出现整体收紧,那留给受让者的风险也就非常高。”

    “目前新股上市还能连续维持涨停,但新股供应量上去之后,未来这种炒新股现象是否能够得到遏制,也需要重新评估,而这种趋势的变化也降低潜在的IPO收益。”前述私募机构负责人表示。

深度

资本“玩家”遭重拳 强监管成A股主线

    近日,西南证券发布公告称,公司及大有能源2012年定增项目及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李阳、吕德富、梁俊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此案已由证监会调查完毕,公司出具的发行保荐书等文件存在重大遗漏;出具的上市保荐书和2012年度持续督导报告存在重大遗漏。证监会拟决定: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业务收入1000万元,罚款2000万元;予李阳、吕德富警告并处罚金30万元;予梁俊警告并处罚金15万元。

    去年以来,加强监管始终是A股市场的一条主线,除了作为市场主体的上市公司之外,对于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中介机构、公募私募基金等市场参与者,以及在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方面,监管部门正在对市场中的多个主体建立起一套全新的约束机制。

    中介机构遭罚成常态

    自2016年以来,证监会就全方位加强了对于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市场中介机构的监管力度,中介机构遭到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屡见不鲜。

    初步统计显示,2016年全年,兴业证券、西南证券、中德证券和中泰证券等四家券商分别被立案调查;广发证券、海通证券、华泰证券和方正证券等四家券商因“未按规定对客户的身份信息进行审查和了解”总计罚没金额接近2.4亿元。五家券商投行业务被责令限期改正、出具警示函,两家券商被暂停新三板开户业务六个月,一家券商因“直接参与信用评级报告修改”公司债承销资格被暂停六个月,一家券商被证监会责令暂停新开证券账户六个月。除此之外,当年共有48家券商因新三板业务被全国股转系统出具自律监管措施,被罚次数73次。2016年证券公司分类评级结果显示,95家参评券商中,58家评级下滑,30家评级持平,仅7家评级上调。

    进入2017年,对于券商的监管力度有增无减。今年2月,监管部门下发的《关于组织“自查自纠、规整规范”专项活动的通知》显示,为排查证券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公司债、资产证券化和非上市公众公司推荐业务的普遍问题和潜在风险,证监会决定对上述业务组织开展“自查自纠、规整规范”专项活动,自查自纠的范围包括2015年、2016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公司债券业务完成的全部项目,包括取得核准批文、审核(审查)未通过、终止审核(审查)的项目,2015年、2016年资产证券化业务完成的全部项目,包括取得交易所无异议函、未通过审查和终止审查的项目。在非上市公众公司推荐业务方面,主办券商要选取2015至2016年完成的部分项目进行自查,自查的项目数量占上述两年内完成的项目总数的比例不得低于10%。

    在新三板市场,证券公司遭遇自律监管已成为常态。初步统计显示,仅2017年以来,已经先后有包括首创证券、东吴证券、万联证券等在内的近20家券商被股转系统采取了自律监管措施。上海一家券商投行部人士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2016年以来,股转系统对于企业的挂牌监管日趋严格,目前很多券商都提高了新三板项目承揽的标准,以稳为主,防止风险发生。

    除证券公司外,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评估机构都感受到了监管日渐趋严。2016年,证监会统一组织对两家审计机构、三家评估机构进行了全面检查,累计抽查39个审计项目、33个评估项目;对两家审计机构、一家评估机构进行了回访检查,累计抽查16个审计项目、4个评估项目。今年4月14日,证监会宣布组织开展律师事务所从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证券法律业务专项检查工作。重点核查律师事务所及其执业律师执业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勤勉尽责,是否严格履行了尽职调查各项义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等法律文书是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等。在此前证监会公布的2016年证监稽查20大典型违法案例中,就包括了中德证券财务顾问业务未勤勉尽责案,立信会计师事务所、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未勤勉尽责案,以及利安达会计事务所违法违规案等数起案件。

    券商资管监管风暴升级

    在全面加强对以证券公司为代表的中介机构的监管同时,证券监管系统还全面加强了对公募私募基金等市场重要参与者的监管。在可预计的范围内,这一监管还将突破证券系统,扩大至对于资产管理行业的统一监管,防止监管套利。

    在去年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年会上,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表示,基金行业要坚决把依法合规作为“带电的高压线”,严格遵守法律规定。证监会副主席李超此前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2016年以来,证监会梳理、规范证券基金机构的业务体系,主动遏制行业盲目扩张、监管套利的倾向,全面强化风险控制和合规管理,加大了监管执法的力度,全年采取了200多项行政监管措施,共涉及几十家证券基金机构和相关高级管理人员、从业人员。

    在私募基金行业,强调规范发展尤为明显。数据显示,2016年2月5日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若干事项的公告》后,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不断完善管理人登记、产品备案和从业人员管理措施,截至2016年底,共注销12834家私募基金管理人。2016年8月,中基协下发通知,要求私募基金管理人开展自查自纠活动,进一步排查机构自身可能存在的重点环节风险隐患,加强私募机构内部管理,强化守法意识与合规意识,规范开展私募基金业务。自查自纠范围包括公开宣传推介,向不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兼营非私募基金业务等高发频发、重复发生的薄弱环节,以及资金安全性和运作合规性。

    在强调规范发展的同时,监管部门对于私募基金的监管也在不断细化和深入,防范私募基金在不同市场间的套利和违规行为。据了解,中基协将对证券类、股权(含创投)类的私募管理人进行更加严格的分类监管,原则上要求私募管理人只能在证券投资、股权投资等经营范围中选择一项经营,且不得在存续期内经营与其范围不符的业务。今年2月,中基协下发通知,对私募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热点城市普通住宅地产项目、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融资用于支付土地出让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等行为进行了规范。上述通知明确,私募资产管理计划向房地产开发企业提供融资不得用于支付土地出让价款或补充流动资金,不得直接或间接为各类机构发放“首付贷”等违法违规行为提供便利。

    券商资管方面,监管部门对券商资管业务中的资金池产品整改正在进行之中。5月5日,证监会强调,资金池业务是市场中对具备借新还旧、混同运作、募短投长、脱离标的资产的实际收益率进行分离定价、非公平交易等操作特征的各类资管产品的通称。“近年来,我们在日常监管中关注到,有少数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和基金专户产品运作上存在以上一种或多种特征,相关操作模式背离了资产管理产品独立运作、风险自担的基本特征,容易积累流动性风险,形成刚性兑付的误导性信息,实质上损害了投资者利益。”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说,为督促落实有关要求,证监会在日常监管中持续、多次组织开展机构自查及专项检查,分步、有序规范证券基金经营机构存在资金池隐患的资管业务。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2017年,对于基金等资产管理机构的监管也将进一步强化。日前,证监会对2017年度专项执法行动进行了总体部署,其中提到,2017年专项执法行动将在继续严厉打击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等传统违法违规行为的同时,全面筛查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影响市场稳定、干扰改革发展的各类违法案件。其中包括借助结构化资管产品、利用多种融资渠道包括场外配资、使用大批账户,多点联动,严重影响市场稳定运行的恶意操纵行为,债券市场和私募基金资管业务中具有风险外溢性的违法违规行为,擅自公开或者变相公开发行、转让证券的行为等。

    投资者保护立基石

    种种迹象显示,2016年以来,在加大对于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打击力度的同时,证券监管部门还多方面加大了对于投资者适当性的管理。

    证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证监会系统共受理违法违规有效线索603件,启动调查551件,新增立案案件302件。其中,作为传统类型案件的信息披露违法、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立案案件共计182件。在操纵市场案件中,出现了信息操纵、跨市场操纵、国债期货合约操纵、跨境操纵等多起首例案件。同时新增“老鼠仓”立案案件28起,上市公司高管及其亲属仍然是内幕交易的主要群体,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公职人员以及银行、保险、信托从业人员也有涉案。市场操纵主体涉及个人大户、新三板挂牌公司、券商、信托、私募基金等主体,机构违法主体占比明显上升。

    记者注意到,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主体从公募基金向私募基金、证券、保险多个行业蔓延,从投资环节向研究、交易、托管多个环节延伸。在证监会公布的2016年证监稽查20大典型违法案例中,出现了包括沪港通跨境操纵第一案、利用信息优势操纵市场处罚第一案、公募基金冠军经理涉“老鼠仓”沦为阶下囚等多个侵害投资者利益典型案件。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是投资者保护的一项基础制度,监管部门对于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的完善也出现重大突破。2016年12月16日,证监会公布了《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并将自2017年7月1日起实施,至此全市场统一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正式出台。

日前,证监会举办《办法》实施培训会议,证监会主席助理黄炜在会上表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制度是资本市场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的基础性、中枢性、底线性制度。他要求,证监会相关部门要做好现行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与《办法》的衔接。各经营机构要对公司内部的适当性相关制度、风控、流程等各个工作环节和相关规则进行修订完善,在人员配备和技术系统方面做好准备,加强对投资者信息的了解、分类和持续追踪,设计科学合理的客户与产品的分级匹配管理系统,将风险管理的理念引入适当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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